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炸出的第一班——記樂山時期的武大附中高一班

發布時間:2021-01-18   作者:孫法理   來源:   訪問次數:

武漢大學抗日戰爭之前沒有附中,只在抗日戰爭期間被日本人“炸”出了一個附中,雖然只辦了五年,卻造就了一批人才。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武大西遷四川樂山。1939年樂山遭到日機狂轟濫炸,炸去了繁華區的一半。樂山原有兩所中學,一所疏散到鄉下,另一所遠在城外,武大教職工子女要上學,困難重重,逼得武大的老師們不得不辦起了附中。出面承擔辦學重任的是土木系的涂允成教授。開頭取名私立樂嘉中學?!皹芳巍闭摺扮箸臁币?,又兼顧了樂山和嘉定兩個地名。沒有掛武大附中的牌子自然領不到辦學經費,特別艱苦。

剛辦學時是1941年秋,之后的一兩年還經常有敵機轟炸,一聽到警報就得停課。一次,我們正在上課,墻頂上忽然地往下掉大塊大塊的灰沙,老師同學們不知道發生了什么危險急忙往外涌;事后分析,可能是蛇或耗子在墻頂經過所致。這一件小事反映了當時大家草木皆兵的心理,也說明了那時校舍的殘破簡陋。

第二年,武大附中的牌子掛起來了,有了學生宿舍和伙食團,大家可以住讀了,但條件仍然簡陋。就說教室吧,仍是“打一槍換一個地方”。我們班的教室第一年在銅河匾,第二年便搬到了白塔街,第三年又搬到了九龍巷。在九龍巷時沒有運動場,只好從轟炸后的瓦礫堆中撿掉破磚敗瓦勉強開辟一個。

武大附中就這樣從1941年秋起,一直辦到1946年東返武昌才結束;但留下了部分教師和學生繼續以樂嘉中學的名字辦了下去,一直辦到現在改名樂山四中,地址從銅河匾搬到了岷江對岸。

武大附中辦了五年,前后辦了高初中各十個班(每學期一個班),畢業了高初中各五個班。

那時讀書不像現在這樣重升學率,但若按升學率計算,武大附中升學率之高是相當驚人的,高一班的升學率又是最高的。畢業時共21人,當年升大學的卻有22人,超額1人,升學率高達104.8%強,多出來的一人是因軍訓教官刁難不準畢業的陶坤,但他仍以同等學歷考入武大化學系。22人有14人進了武大,其余8人分別進了中央大學、西南聯大、交通大學、同濟大學、中央政大等一流學校。武大附中辦學依仗的兩個優越條件:一是師資水平高,老師大多是武大各系正當盛年的講師、助教,還有學識淵博、經驗豐富的教授;二是學風好,在艱苦環境中的大家都知道求學的不易,都很努力。

附中校長涂允成教授是留美歸國的水利專家。1954年武漢遭特大水災時曾任防汛指揮部副總工程師,為保衛武漢立下過汗馬功勞。他在抗戰期間創辦武大附中花費了不少心血,值得我們永遠紀念。當時,他是如何與武大當局交涉、與樂山的地方人士打交道、如何千方百計籌措經費搞到房子桌凳、如何施工修繕、延聘老師、招生開學等細節,我們無法知道,但只從他在各種集會上對我們苦口婆心、耳提面命的教導,我們就對他感激不已了。正是他事無巨細地處理好了各種或重大或瑣屑的事務,武大附中才得以生存下來,并形成了良好的學風,取得了優異的成績。

記得有一次涂校長突然在大會上宣布,禁止男女同學在課外舉行Party,現在看來似乎不近人情,但在那特殊歷史條件下卻情有可原。涂校長解釋:“我也到過別的國度,很明白這種交往的正常性,由于目前的種種情況,我們只好決定禁止,希望你們體諒學校的苦衷?!?/p>

為了融洽師生之間的關系,涂校長還規定學生每周要寫周記。周記有固定格式,除了一般記事還有質疑和批評欄目,這樣便于各班級主任了解情況、解決問題,也加強了學校和學生之間的互相諒解和支持。

他還要求我們每天寫墨筆字一篇,并設有專人收閱檢查。練了兩年字,同學們的書法頗有長進,有的人還由此引起了濃厚的興趣。

學校還堅持了高標準的考試制度、嚴格的升留級制度。高一班一年級時有四、五十人,到畢業時原班只剩18人(另外4人是三年級才轉學來的)。作業布置頻繁,且全收全改,英、中、算三門主科要求尤其高:我們的數學從二年級開始每次考試都是四小時,命題難度高、分量大;英語從二年級起全用英語講解和答卷;由于條件困難,學生無法做物理化學實驗,就由教師帶到武大實驗室去看教師演示。幾十年后再回顧,那時的我們之后絕大部分都成了學有所成、有相當成就的專業人才。

學校不僅教給學生專業知識技能和技巧,更注意培養學生對學問的熱愛。教師大都是武大教師兼職,業務水平高,不但能融會貫通、舉重若輕地把復雜的問題簡單化,而且能講得引人入勝,易學易記。夏京奇老師教化學,能把相關知識編成各種口訣;吳靜儀老師教生物,總想辦法讓大家看到直觀的東西,如她講拉馬克學說曾讓班上的陶坤做動耳朵表演,說明人耳在退化之前也是能動的,那滿堂歡笑的課至今仍歷歷在目;語文老師更是常以豐富的文壇知識引起大家對中國古典文學的興趣。但三年中給我們印象最深的是數學課和英語課。

1985年去世的張遠達教授是武大數學系系主任,國內有名的數學家,那時他是我們的數學教師兼級任。張老師高而瘦,剃光頭,一對挑起的眉毛,一雙威嚴的眼睛,嘴唇略厚,嗓門大而略帶沙啞,30出頭,精干而富活力;他是數學迷,總想把我們也都培養成數學迷。數學對于他是一個璀璨的世界,他也想為我們打開這個世界。他常把講臺化作舞臺、把自己變成魔術師,一面娓娓道來,一面沙沙地在黑板上疾書,講到得意處往往一揮教鞭、指著新寫完的算式高喊:“你們看,beau-不beauti-ful呀?”于是滿堂學子瞪大了眼睛,望著黑板上的奇跡。次教多了,也有頑皮學生悄悄接嘴:“beau-呀beau極了!”

有一回講對稱函數(Symmetrical Function),黑板已經寫滿,最后一兩排算式被講臺擋住,張先生躬下身子寫完算式,忽然一挽長衫袖子、抱起講臺劃了個半圓,搬到教室一側,露出了算式,然后問大家:“這個symmetrical function,sy-不symmetrical呀?”

張老師對數學的沉迷,連同他的汆湯英語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44年林語堂先生主編的《西風》雜志征文,我們班的丁惟均(武大丁燮和老師的公子,武大經濟系畢業,文革中不幸含憤而死)寫了一篇文章應征并得了獎,文章的名字是《他是一個好老師——行為勝于高調》,寫的就是張老師,其中著重寫了張老師對數學一往深情的愛。

張老師作業布置得多、收得也勤,往往是今天收明天發,全批全改,改得學生們不敢偷任何懶。高三下學期我們文理分了科,準備考理工科的學微積分,準備考文科的復習三、幾、代。張老師既要教理科微積分,又要兼顧文科的復習,但作業卻仍是全批全改,有時一天布置的題多達五六十道。張老師就是用這樣踏實苦干的精神把我們送畢業的。

張老師的得意門生有兩個,一個是史長捷,一個是俞寶珍;還有一個不得意的得意門生段華文。

史長捷是數學尖子,也是我班的“評分標準”。一年級下期,學校搞了個數學競賽,考算術,考試結果史長捷榮獲第一,從此雄據數學狀元寶座三年不衰。張老師出題,往往有一兩道天馬行空、要求特別高,但史兄總是“長捷”,考100或120分。若是連他也沒得滿分,我們就該慶幸了,張老師就會以為題目太深,給他補到100分,也給我們補足他的分差數。長捷學長畢業后升入武大電機系,現在是遙控專家。

張老師的第二個得意門生是俞寶珍,她是武大土木工程系俞忽教授的女公子。到三年級時數學越發冒尖,幾乎可以挑戰長捷學長的寶座了。張老師有時在課堂上亂了思路便掉過頭去問她,她便欣然跳上臺去指點一番,指點得張老師眉開眼笑,頻頻稱是。張老師那位不得意的得意門徒段華文,后面再講。

我們高一時的英語由徐世詔老師教授。徐老師眼鏡長袍,是武大外文系青年助教中的業務尖子,一口漂亮的英語。但他選的教材太深,如林肯那篇膾炙人口的“格提斯堡演說”(Gettysburg Address),帕特里克·亨利(Patrick Henry)的“不自由勿寧死”(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都在被選之列;他甚至還選了“給波拉議員的信”(A Letter to Senator Borah),那是中國“九一八事變”之后美國國務卿史汀生(Henry L.Stimson)寫給美國參院國際關系委員會主席波拉的信。這信文長、字長、句子也長,還充滿了生疏的概念,什么威爾遜十四條、巴黎和會、九國公約等等,讀得我們云里霧里。二年級時來了許海蘭老師,才結束了我們這種硬打硬拼式的英語課,開始了愉快自然的英語學習。

許海蘭老師是武大理學院院長桂質廷教授的夫人,40出頭,是生長在美國的中美混血兒,外形上白種成分多些;她能說點帶湖北味的普通話,把“吹出”念作“吹渠”“紫竹”念作“紫菊”;英語是她的母語,自然漂亮流暢。她終身從事英語教學,從20世紀40年代起就是武大外文系教授。她性格活潑開朗,講課富于表情、生動有趣,板書也很漂亮。她選的教材都簡短流利、瑯瑯上口,易學、易記,易用,且有趣。她總是想方設法讓我們開口說英語,課堂上總流淌著和諧、生動、有趣的氛圍,在這樣的氛圍中我們逐漸吸收了許老師的語音、語調、用詞、造句的習慣,學到了比較地道的英語??箲饡r期沒有英語課本,我們使用過幾種“代用品”,高三下學期時索興采用了復印的《讀者文摘》(Readers Digest),我們由此讀了好些饒有興味的篇目。有一個很長的故事叫《我們的心年輕又快活》(Our Hearts are Young and Gay),文筆生動、風波迭起,她講到有趣的地方時不禁哈哈大笑,且笑且講且掏手卷擦眼淚,同學們自然也滿堂歡笑,我們的英語課變得如此地妙趣橫生;加上頻繁的書面作業和系統的語法訓練,許老師在短短的兩年里為我們的英語聽力和閱讀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礎。我們班英語成績非常整齊,進入大學后大家就能查著字典不費力地閱讀各種專業書籍,能將英語用作學習新知識的工具了。因我們在高中時就已在使用《范氏大代教》和《達夫物理》作參考書,這在當時已是相當難能可貴的了。

我們班的國文課教師陣營最強、但換得也最頻繁,一年級是繆琨先生,二年級是周大璞先生,三年級上學期是武大中文系系主任劉博平教授和黃焯教授,三年級下學期是葉瑛副教授。那時高中有全國統一教材,我們卻沒采用;我們的教材全由任課教師選定,繕寫油印。不知是偶然還是武大中文系系風所致,所選教材幾乎全為質樸流暢之作。一二年級大部分是唐宋文和一些詩,主要是韓柳歐蘇,三年級才選了兩漢和先秦諸子如司馬談的《論六家要旨》、莊子的《逍遙游》《秋水篇》等,劉博平老師曾大談其諸子學說,什么“雞三足”“白馬非馬”等,讓我們大開眼界。文章選得樸實有兩大好處:一是讓我們知道了什么是好文章,“文以合為主”(以內容為主) ,一是文字淺易便于模仿,因為我們是要學寫文言文的。

幾位任課老師各有風格:周大璞老師莊嚴凝重,上課時巍然端坐,目光時時掃視全室,見有不安分者,便用粉筆輕輕點一點講臺,于是滿堂肅然;用他的話說這是:“君子不重則不威”。黃焯教授講課很簡略,一篇長文,他且念且疏解,很快就講完了,剩下的得自己去啃。他有時會很幽默地來幾句“突梯滑稽”的酸話,叫人忍悛不禁。博平老師則旁征博引,讓人目不暇接。葉瑛老師講課舒緩而“投入”,講陶淵明詩時一唱三嘆、閉目點頭;他也愛講文壇掌故、小學考證,很能引人入勝。老師們的風格雖不相同,要求卻都一樣:一是要背誦,二是要寫文言文;前者是“熟讀唐詩三百首”,后者是“不會吟詩也要吟”。比如黃焯老師講完了曾鞏的《宜黃縣學記》,下一堂課就不來了,而由校長出面督促大家背誦,要從“古之人自家至于天子之國自幼至于長未嘗去于學之中.....”背起;寫作文也一律要求用文言文,寫白話是要受到申斥的。這套辦法有很多好處,能讓學生熟悉文言文、會寫文言文,有利于鉆研國學,提高文化素養。那時好些同學的文言文都寫得不錯,劉博平老師的女公子、后來進了武大中文系的劉敬黃學長便是個中翹楚,她不但文章寫得好,書法也很見功底、端麗流暢。而那位會動耳朵的陶坤還喜歡謅幾句古詩,音韻和諧,居然很是那么回事。

不過只準寫文言文也有流弊,因為它束縛表達能力和思想,不免遭到抵制。高二班(我們下一班)的曹葆銘就曾在課堂上跟老師起過沖突?!拔以谡n堂上交的作文是文言”,他說,“課外我寫白話你就不必管了吧!”曹葆銘后來做了新華社記者,20世紀50年代《人民日報》關于武漢長江大橋的第一篇長篇報道就是他寫的。

曹葆銘說的一點也不過分,實際上無論課堂上怎樣要求,學生們平時總是要寫白話文的。以高一班論,第一個把自己寫的文章變成鉛字的是涂光暉學長,在當地報紙上發表他的《割闌尾記》時還在高中一年級,用的自然是白話。他是涂允成校長的公子,不但愛讀白話文學、愛寫作,而且有思想有見解。高中畢業時他給我紀念冊題辭、用的是波德菜爾的話:“我有一支蘆笛,是不肯和王杖交換的?!辈贿^,之后他卻從事了教育工作。而丁惟均那篇得獎之作《他是一個好老師》,自然也是白話文。

我們班的國文狀元曾是段國華,高一下學期班上舉行過一次作文比賽,高據榜首的就是他。他的文字流暢漂亮,還寫得一手好字,他在作文比賽上摘取了桂冠之后又在姚梅鎮(后為武大法律系教授)老師的公民課考試中得了100分。姚老師是湖南人,一口湖南話,在課堂上高興地說:“MR.段法(華)文得了我的100(分),這很不容易呀!”華文學長不但文科優秀,數學也很見長。但他有點恃才傲物。他瞧不起分數,頗有些奇特言行。張遠達老師既心疼又生氣地說:“成龍上天,成蛇鉆草?!辈贿^華文兄既未上天也未鉆草,倒是繼承了張老師的衣缽,教了一輩子數學。

武大附中先天不足的是難于開展體育活動。體育課由軍訓教官兼任,上課時放“野馬”,同學們愿玩什么就玩什么,場地也只有巴掌大一塊。不過,高一班也有體育尖子,王云從學長就是女籃國手,在武大中文系時曾代表華中地區參加過全國運動會。另外,現在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做研究員的熊性美和趙宗人的乒乓球若也是頗有實力的。宗人兄文理兼擅,拉得一手好京胡,初進交通大學時便在晚會上露了一手;此公還迷過篆刻。

抗戰時期生活很艱苦,同學們的體質大都很弱。我們畢業后不到一年便有兩位同學先后辭世:一位是從河南轉學來的趙大釗,一位是樂山的許廷信。趙大釗是經歷了1942年的河南大旱和蝗災之后顛沛流離來到樂山的,面色青白、郁郁寡歡,十幾歲的人帶著中年人的沉重,一聲悠長的“我要回家!”能唱得人酸鼻淚下。他畢業后考取同濟大學,不久卻傳來噩耗。許廷信是班里筆桿子之一,作文竟賽得過第三名,思想很活躍。高中畢業后不久也出人意外地英年早逝。另一位去世的李純愚,是班上的化學尖子,英語數學都很強,是我的好友,1948年我赴南京考中央大學外文系研究生時,他也從中央大學畢業、正在考北京大學研究生。后來聽說他考取了北大、去了北京,之后便再無消息。到80年代才聽說他早在60年代便已過世了。


作者系武大外文系1944級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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